摘 要：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任务。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系，加强相关理论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本文总结了关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相关关系的讨论，从理论、历史、现实和国际4个方面阐述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4重内在逻辑，围绕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提出了需要加强研究的理论议题，旨在为进一步加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理论实践研究提供参考。

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基础，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因此，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系，加强相关理论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

一、关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讨论

我国新时代脱贫攻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时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间关系的相关议题，成为学界研究和政策关注的热点。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包含3个方面:一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条件;二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三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是漫长的动态进程，“所有人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是一种“现在—未来”渐进式发展的共同富裕[2]。共同富裕的思想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也是实践不断探索的过程[3]。

(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实现共同富裕中具有不同战略定位

总的来看，脱贫攻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底线任务，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稳步迈向共同富裕。脱贫攻坚，通过做到“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解决“四个问题”，实现“扶真贫、真扶贫”，进而实现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有力促进了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从国家角度看，当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更加凸显之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出发点便向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转变;从国土空间角度看，乡村振兴战略是面向全国各类乡村的发展战略;从人口发展角度看，乡村振兴战略是面向全国乡村居民，同时需要全国相关机构组织和市场主体参与的战略[4]。

(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同发展阶段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发展过程。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不同的发展形势，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侧重点、实现路径等方面的差异性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战役和战略的关系[5]，前者是为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基础，后者是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基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同属于迈向共同富裕的两大关键步骤[6]，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一方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共同承载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缩小区域、群体、城乡发展差距的使命，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大战略举措[6]，两者本质上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另一方面，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步骤，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先决前提，乡村振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力量保障[7]。乡村振兴作为脱贫攻坚的接续战略，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三)实现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

尽管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但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重点由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战略转型、从攻坚期的超常规举措向常态帮扶转变，需要积极探索建立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构建包括衔接理论研究、衔接路径研究、衔接体系研究、衔接政策研究在内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内容体系[8]。以思想协同保障、产业协同保障、人才协同保障、文化协同保障、生态协同保障、组织协同保障和社会协同保障等7个协同推进打好脱贫攻坚战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9]。在过渡期内，采取有效举措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例如，保持脱贫攻坚政策体系的延续，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等。在具体举措上包含扶贫产业后续可持续发展、土地制度改革[10]、重构金融精准扶贫[11]、持续激发人口内生发展动力、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等诸多方面。

总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围绕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既要更加充分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要更有效、更直接地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使全体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享幸福美好的生活[12]。从经济维度看，共同富裕不仅要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较高水平，还要求不同群体间的差距得到合理控制与缩小。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缓解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对我国中长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13]。另外，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维度，还体现在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事业等方面发展差距的缩小上。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仅靠农业现代化是不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迈向共同富裕的要求[14]。因此，高质量乡村振兴既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二、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四重逻辑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15]。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先决基础。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从理论、历史、实践与国际4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一)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1．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必然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建设新型城乡工农关系的关键。乡村振兴战略关系到亿万农民的权益和福祉，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持续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不仅关系发展的正义性，更关系现代化建设的质量。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社会结构优化，服务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关键;是最大限度激活沉睡要素和激发主体创造性、挖掘发展潜能形成发展动能的关键;是实现城乡工农公平高效互补、互动、互促，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的关键;是不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凝聚最广泛发展共识，引领全国人民推动伟大事业的关键。

2．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难点和潜力。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短板，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最大难点。首先，乡村振兴的基础薄弱。中国人均资源有限，农村人力资本建设较为滞后，存在规模较大的低收入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体，发展的要素供给、环境约束都逐步凸显，农民增收难度较大。其次，各种要素下乡的渠道还不够畅通。要素聚合产生化学反应的交易成本仍然居高不下，农业产业弱质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最后，共同富裕的实现基础和实现形式还不够丰富和多元，有效、可推广、可借鉴的模式还比较有限。国际范围来看，益贫增长、共享发展都是世界性难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付出更多的智慧和更大的努力。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是推进共同富裕、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最具潜力的领域。在资源整体匮乏的同时，广大乡村还存在大量沉睡资源，要素还没有被激活，这些要素不仅可以服务于乡村振兴，更能够为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共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民能够不断服务于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同时，高品位的乡村振兴与城市文明互补互动互促，不仅富裕生活、涵养生活，更能滋润心灵。

3．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指引。

党的十九大明确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生活富裕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是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坚持共同富裕，既是不变初心，也是现实要求。共同富裕必然成为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的目标指引和行动指南。一方面，要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基础、实现机制，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更有效的发展行动、发展干预，让市场运转起来，让市场有益于社会共同体福祉。共同富裕成为发展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质量和成色的重要衡量标准。考量乡村振兴成果，不仅要看在活跃乡村产业、促进环境改善诸方面的成果，更为重要的落脚点是共同富裕。而且，共同富裕绝不是通过扭曲市场机制来实现超越发展阶段的公平，更不是回到吃大锅饭的状态，而是善用市场机制，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实现有为政府结合有效市场辅之以友善社会。

4．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振兴需要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共同富裕下的乡村振兴，其实现基础、实现机制只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建立和完善。比如城乡融合发展必然要求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友善社会的协同推进，其核心仍然是市场机制，重点在于开放共享、产权(如资产建设、政府投入等)改革;再比如，城乡互动、互促、互补的新型关系，需要在不断改革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金融工具的作用，善于借助人工智能和数字乡村，通过政府投入机制改革、利益分享机制改革、要素赋权机制建设、现代公益慈善等创新形式来推动实现。

(二)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

1．城乡关系演变下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城乡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按照乡村振兴与城乡共同富裕的互动关系，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城乡发展关系的演变可以划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1921—1949年)。城乡经济关系变动集中表现为:从解放战争前的城乡分离到解放战争中的城乡互助，从农业优先到农工商协调发展。城乡关系中乡村是中心，城乡相互帮助、相互支撑，促进乡村发展以恢复经济。第二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1949—1978年)。党和国家逐渐把中心从乡村转向城市，建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乡经济关系体现为以城乡统筹实现城乡互助，在城乡的不平等中乡村向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输送农业剩余价值，同时工业品下乡推进农业机械化。尽管乡村在经济和收入上缓慢增长，但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进步显著。第三个时期，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1978—2012年)。城乡经济关系特点是市场机制下“三农”问题凸显，国家积极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格局，乡村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但城乡发展差距仍在扩大。第四个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年至今)。这一时期的城乡发展关系，体现在乡村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有效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国家推进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可见，在城乡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城乡发展关系的演进逻辑是城乡建设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战略和城乡发展要以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为原则[16]。

2．共享发展实践下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共享发展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路径，共享发展理念是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党百年来，党和国家在“三农”领域推进共享发展、共同富裕，历经了创造条件、探索实施、创新推进和全面提升4个阶段，党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策略。在创造条件阶段(1921—1949年)，主要策略包括开展土改运动，农民获得了土地，通过开荒、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推动了根据地经济发展，保障了革命所需。在探索实践阶段(1949—1978年)，主要策略是按照马克思原理并参照苏联经验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施计划经济、农业“一大二公”生产模式、城乡分治，这种策略尽管体现了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理念，但没有解决好农民的激励和要素的合理配置问题，乡村的贫富分化在缩小，但乡村振兴缺乏动力，乡村处于低水平的“共同富裕”。在创新推进阶段(1978—2012年)，中国共产党人打破了传统思想束缚，通过理论与实践创新着力推进乡村发展，打破了低水平共同富裕的局面。在产权制度上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要素的流动与优化配置，在对乡村的支持上由汲取乡村资源向支持乡村发展转变，在福利与保障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大规模推进扶贫开发。在坚持农村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依照市场经济规律推进“三农”领域改革，通过以城带乡加大对乡村发展的支持，为实现乡村高质量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全面提升阶段(2012年至今)，党中央以乡村振兴为引领，全面促进“三农”共享发展。把共享发展作为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进一步破除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关注农民的全面发展，通过高质量乡村振兴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共同富裕目标[17]。

3．建党百年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是坚持党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全面领导。在党的领导和带领下，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根本保障。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根本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益求幸福，而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正是人民群众愿望的现实体现。此外，收入分配是体现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必须处理好利益增长和利益分配问题，必须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把“蛋糕”分好，实现乡村经济与农民收入同步增长，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18]。三是遵循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先富带动后富的优化路径，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关键。先富既是机会，应该人人享有;也是结果，应该以遵纪守法为前提。后富既是权利，应该人人可得;也是结果，被公平正义保障[2]。

(三)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1．高质量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共同富裕不仅指收入方面达到一定的平衡水平，还包含着社会上有多少人享有高收入、社会福利和福祉以及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如何。不能仅仅看个人收入是否增长，也要看公共财政收入是否增加，更要看公共财政收入是否用于民生事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1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摆脱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第一阶段。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2．高质量乡村振兴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

高质量的乡村振兴承载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缩小区域、群体、城乡发展差距的使命，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大战略举措。乡村振兴重在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及不同群体之间生活水平差距的持续缩小[6]。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共同富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达到的目标。共同富裕不等同于平均主义，而是体现包容、共享、发展的公平正义原则。高质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坚持时空观。空间上既要考虑不同区域(如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脱贫地区、“三区三州”、革命老区等)之间的差异，重视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乡村振兴的带动和影响，又要特别关注城乡互动与发展融合[19];时间上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和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脚踏实地、久久为功。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既要关注农民物质层面的需求，又要关注他们精神层面的需求。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既要着力解决当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和文化建设落后的现实问题，更要注意解决农村社会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着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凝聚农民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19]，大力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水平，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同落实、同部署、同发展。

3．高质量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从历史和发展的维度来看，当前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缩小城乡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关键。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解决“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20]。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增加农民收入，更要追求和实现农业农村的全面发展，实现农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事业以及其他生活条件上的改善，实现高质量的乡村振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就是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根本目的，着力缩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政策有侧重地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倾斜;加快突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4．高质量乡村振兴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有力举措。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已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13]。乡村振兴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局，高质量乡村振兴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高质量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有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进而全面提升发展质量效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各类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国际逻辑

1．以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是全球现代化实践的重大创新。

谋求现代化转型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目标。欧美国家、日本、韩国乡村的现代化发展，采取了先实现城镇化再推动乡村复兴的发展道路。在城市反哺乡村的过程中，虽然乡村具备了与城市相当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依旧严重，实现的仅仅是乡村的发达，离乡村的全面振兴依然存在差距[14]。如何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没有真正完成的发展事业。中国以高质量乡村振兴为抓手，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把“三农”工作作为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破题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这是人类国家现代化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探索和成就，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通过实现城市与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相互尊重、融合发展，必将打破“乡村衰落”的现代化魔咒，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全面振兴，共同筑起乡村现代化的世界体系[21]。

2．以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实践蓬勃发展的生动展现。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条道路的本质就是“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于中国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中国以高质量乡村振兴破题共同富裕，以此实现所有人充分的物质和精神自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持续衰落、冲突不断的社会矛盾，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上了高质量乡村发展道路。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逐步实现，将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话语下“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证明了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始终没有辜负中国。

3．以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基础。

中国以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实践和理论基础[6]。在实践中，农业是每个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农村是每个国家都不可能舍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是每个国家重要的人民群体。农村和城市共同体的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中国拥有最广大的农村以及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到21世纪中叶，当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实现共同富裕，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时候，意味着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城市乡村共同体的成功构建，这将带动全人类早日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境界。一些拉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习西方现代化道路，在经历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之后纷纷陷入增长停滞、社会动荡的“中等收入陷阱”。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始终难以解决社会收入不公平、人民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问题，使得拉美国家始终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让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中国以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必将成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持续动力。

三、高质量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相关理论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6次提到“共同富裕”，提出了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和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发展愿景。2021年，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开局之年，中央作出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15]。乡村振兴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与“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向共同富裕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城乡发展差距是造成发展不均衡的关键变量，“缩小城乡差距将对未来实现共同富裕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13];另一方面，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也无从谈起。在实践层面，高质量乡村振兴无疑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但是，各地发展程度的差异性、阶段性，乡村振兴目标的复杂性、艰巨性，以及共同富裕内涵的理想性、丰富性，决定二者在实践中极易受到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的制约。因此，梳理高质量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相关理论议题，澄清二者的逻辑关联，拓展理论分析空间，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其重大战略意义的理解，也有助于规避实践的偏差以及推动实践的创新。高质量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所蕴含的理论议题可以从“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办”3个层面进行分析、理解。

(一)高质量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的逻辑关联

为什么高质量乡村振兴能够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二者保持目标一致性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如果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得不到清晰的界定，那么就会面临“农业现代化能否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业现代化究竟对农村现代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怎样发挥作用”“农村现代化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才能达到城乡共同富裕”“农业现代化能否带来农村居民收入的明显增加”[14]等一系列实践的不确定性。如果将二者的关系简单理解为具体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关系，或者因果关系，则会导致片面追求城乡“差距”的缩小，而忽视乡村发展对于全局的独特价值。因此，关于高质量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逻辑关联的理论议题可以包括:高质量乡村振兴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高质量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发展;高质量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等等。

(二)共同富裕目标下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

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什么?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领域或方面的关系如何?“富裕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共同富裕”[22]。同样，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乡村衰败的问题，各类振兴、复兴的方案与政策实践层出不穷。如果说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那么高质量乡村振兴是否可以类比为共同富裕的底线任务?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指向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创造了农民全面发展的具体条件。由此，需要在实践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相关的理论内涵，探讨“五大振兴”的逻辑关系，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实现路径。因此，聚焦高质量乡村振兴理论内涵的议题可包括: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五大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等等。

(三)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构建

在现有实践的基础上，如何通过理论的创新来完善实践，提升乡村振兴的质量，如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条件下，不断优化政府政策干预的机制、平衡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与局限、协调城乡区域共享发展、激发农民发展的潜能，都需要通过理论上的不断创新来为实践的创新提供指引。对此，需要深入学习领会关于“三农”、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相关重要论述，从中提炼具体的理论武器。同时，需要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三农”工作的历史，以史为鉴，提高实践创新的能力。此外还需要放眼世界范围内的乡村发展理论与实践，在国际比较与反思中不断改进实践。从而回答“如何在一个小农社会中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如何理解村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社会政策理念是如何嵌入乡村政策体系并施加影响的”[23]等问题。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构建聚焦的理论议题可包括: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三农”工作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国际乡村振兴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等等。

作者简介：黄承伟，男，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贫困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供稿人：科学技术普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