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创新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从科技体制改革到创新驱动发展：科技体制改革三十年与创新驱动发展规划展望”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围绕新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针对30年来科技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瓶颈与对策展开讨论。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与以往类似的政策文件有所不同：不再把创新看成只是科技界的事情，政府推动创新的着力点也不仅集中在创新活动本身；优先讨论如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激励企业和全社会创新。这个思路体现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创新活动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价值的活动。只有把市场的漏洞、缺陷真正解决，才可能使得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不二选择。这也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改变现行的党政干部考核制度，把创新环境的营造作为重要任务纳入党政干部工作的职能范围中。

　　穆荣平（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意见》进一步聚焦企业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标志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正在向科技和创新体制的系统化改革方向发展，为实现创新增值循环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创新是一个复杂多元的价值创造过程；创新是一个价值创造的增值循环过程。中国学术界与企业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能力差距。企业创新能力直接影响其能否消化吸收学术界生产的知识并将科学价值、技术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这是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效率的关键。

　　胡志坚（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过去30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引发了3波创新创业浪潮。而经济体制改革这方面努力不够，创新要素进入市场和经济仍然障碍重重。今天必须坚持从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双向推进着手，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吸引全球创新资源汇聚中国的新格局。《意见》把改革经济体制和调整经济政策以破除这些障碍放在首位，方向明确，抓住了主要矛盾。

　　王奋宇（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经过30年改革，中国的科学技术问题已经从管理阶段进入了治理阶段。治理应该是一套制度体系，有法规、规范、程序和具体的治理技术手段。通过治理制度和体系的设计，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议题上，在治理的制度框架内形成政府、产业界、科技界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沟通、相互妥协和社会共识。当前，我们尤其要关注在一些重大议题上社会公众的态度。因此更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制度，保证不同社会行动者有序、理性和有效参与。

　　赵志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

　　当前新一轮深化改革中，科技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解决科技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重复、分散、封闭、低效等问题，从而让这些科技资源产生更大的效益。30年前的关键词是“放开”，现在的关键词则是“统筹”。其实，“放开”和“统筹”都只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的手段。当下在统筹的时候应多设计一些自治的机制，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才能从市场获得更大的回报。

　　苏竣（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

　　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深层次检视我们在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在政策理念方面，要将市场、企业和消费者置于资源配置和产业竞争的主体地位。在政策工具方面，要加大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减少行政管制型政策工具。在政策过程方面，要为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建立通畅的渠道，提高科技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性。国家要及早组织全国科技力量，在新的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制定面向2050年的新一轮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柳卸林（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利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推进科技发展和创新。当前，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能够引进技术越来越少的局面。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市场经济的技术创新体制，而科学则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现在政府对基础研究提供的经费比例仍然非常低，这就要求放松科技管理的模式，鼓励大量基于市场需求的科研院所出现，并可以申请国家的科技计划经费。在创新体制上，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李正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今后要更好地激发改革发展的动力，释放创新发展的活力。一是政府在更大范围内放权，而且在放权的同时把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做好。二是在放权的过程中突破旧的体制来推进新主体的成长。三是要营造公平竞争与合作的制度环境，以及政府有效的规制体系。四是培养和提高政府、社会的现代治理能力。